媒体四问携程亲子园事件：是极端个案还是普遍现象？

　四问“携程托管亲子园”事件：“无良”早教机构，究竟谁在管？

　　解放日报评论员 谢非君

　　这起极端个案的处理，会直接影响这一模式的生存前景。托幼服务短缺的大背景下，“好经”如果念歪了，矫枉过正之后，受苦的终究还是社会公众。

　　上海携程托幼所老师疑似殴打孩子并喂芥末。看过视频的家长，纷纷表示这样的行为“令人发指”。

　　但光有情绪发泄并不解决问题。稍稍了解一下目前幼托机构的注册情况，就会发现，要杜绝“我们的宝宝太可怜了”的境况，并不是靠口水就能实现的。

　　令人发指的行为，直到家长调取监控录像时才发现。携程目前对外公布的最新消息称，这是一家完全交由第三方早教机构管理的亲子园，该机构具备相应的早教资质。但恰是那一句“相应的早教资质”，看似符合规定，其中却大有玄妙——

　　亲子园容纳上百名幼儿，老师和管理人员也有多名。即便是单个老师行为极端，那么众目睽睽之下，其他的老师和管理者是长期没有发现，还是发现后视若无睹，甚至包庇纵容？

　　这个具有“相应的早教资质”的机构，是否在承接亲子园时就明确相应的监管义务，并在运营过程中切实履行了监管义务？

　　因为偶然调取录像而被披露的这起个案，究竟是一起孤立的极端个案，还是一种普遍现象，有更多类似事件隐而未发？

　　极端个案之后，企业的紧急处理是否足以触碰核心问题，又能否让这一本属于创新的举措继续生存下去？

　　每个问题，都属于公众关切，需要监管方、运营方用详实的调查作出回答。

　　在公众的心目中，围绕孩子无小事。越小的孩子越需要得到细致照顾，这是基本的社会共识。但殊不知，我们对于亲子园的期待本身，可能就有偏差。

　　现阶段的学前教育机构，多处于灰色地带。它们承担教育功能，但其本质是商业企业。据一位长期从事早教行业的业内人士介绍，国内的早教培训一直有很大的缺口，但由于教育资质的托儿所很难申办，大部分都是走工商登记渠道的企业，其比例超过90%。

　　这些企业的经营行为受工商部门监管，但其教学内容、师资和环境等问题，却没有明确的监管方。在监管缺失的情况下，早教行业的责任心纯属企业自觉。

　　由资本主导的早教企业，无论是存在于纯市场化的商场，还是通过与大型企业对接的方式作为其员工内部福利存在，终究都是面临租金、人员成本的压力的商业企业。一旦有了前期投入，投资方都是先谈利润回报率，然后才看客户满意度。即便一些有良知的企业会对从业者制定要求，但在生存压力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很难有人真正去关心这些细节问题。而这时候，就是需要监管方出场的时候。

　　学前教育不是不能走市场。相反，要满足需求与供给的巨大缺口，类似携程亲子园这类购买服务的模式，本身是值得复制推广的大方向。但问题在于，学前教育因其涉及低领儿童，又涉及教育，就不能完全依照单纯逐利的简单市场化方式运作，而应当在正常市场监管之外再加入必要的特殊监管，以确保其服务质量。

　　这不能只靠企业自觉，更要靠社会多方介入。在携程亲子园一案中，涉事托管机构的资质就存在多重疑点，而这些显然是在其进入市场伊始就需要把控，并在运行过程中需要时时监控的。

　　这种把控涉及相关企业的方方面面，从目前看，最突出的还是师资问题。

　　在国外，很多托班就是社区内的全职妈妈，她们在家照顾自己的小孩，觉得还有余力，就会去完成一个能够从事幼儿照看资质的考试，然后基于社区就职一个托育机构。这样的机构规模不大，但全职妈妈们很有爱心，也有基本的职业素养。

　　和国外模式相比，国内的早教机构规模并不小，但出于成本考虑，民办幼儿园、早托班对老师要求较低，不少老师甚至是“半路出家”的其他人员，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也难谈道德感，社会各方对此则缺乏足够监管机制。

　　此番引发巨大争议的事件，某种程度上是监管真空的一种爆发，而要根治问题，显然需要多个政府部门和相关方面，尤其是这些机构组织的培育方、托管方即刻介入，予以根治。

　　当然，仍然需要强调的是，携程托幼所这种模式的本意是好的，对缓解员工的婴幼儿照顾难题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而这起极端个案的处理，会直接影响这一模式的生存前景。

　　托幼服务短缺的大背景下，“好经”如果念歪了，矫枉过正之后，受苦的终究还是社会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