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扬：对2016年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改革的展望

Q1：2016年经济增速展望

　　赵扬：野村证券预计2016年中国GDP增速5.8%。我们的预测低于市场普遍预期，主要有三点原因：

　　2015年GDP增长6.9%，其中由于股市大涨所带来的额外贡献约0.5个百分点。扣掉这部分额外贡献，2015年GDP增长也只有6.4%左右，比2014年下跌了近1个百分点。今年截至目前股市成交和市值均明显低于去年同期，不仅对GDP增长没有额外贡献，还可能形成拖累。

　　实体经济增长走势继续向下

　　去房地产库存、去过剩产能，将继续拖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房地产产业链上的相关制造业，包括钢铁、水泥、建材、机械，以及上游的能源电力等行业，产出都将继续放缓。这些领域的投资也面临进一步放缓的压力。

　　政府对采取激烈的总需求刺激政策态度谨慎

　　虽然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在2015年仍然保持17%的较高增速，但是较2014年仍有所下滑，因此并不能抵消其他方面的投资放缓。

　　今年的宏观政策基调仍然是稳健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如果只对应13%左右的M2增速和3-4%的财政赤字，则和去年类似，无法扭转总体经济下滑趋势。投资仍然占到中国GDP的45%左右，如果政府不愿意出台大的刺激政策，则投资放缓将继续拖累GDP实体部分的增速放缓，从去年的6.4%左右（扣除股市额外贡献）跌到6%以下，属于正常的估算。

　　Q2：假如GDP增速降到6%以下，是否会引发一些风险？

　　赵扬：GDP增速放缓会带来两方面的风险：

　　一是债务违约导致的金融风险。

　　我们现在不仅是实际增长放缓，名义增长放缓的更加厉害。如果用工业品价格指数（PPI）来看，工业增加值名义增速已经接近零。工业企业利润则是负增长。负债率高的企业面临巨大还款压力，银行坏账不可避免将上升。

　　第二是失业。

　　去产能和房地产去库存，意味着部分企业要退出，尤其是产能过剩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过去两三年的经济放缓过程中可能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调整。如果国有企业真地开始去产能，那么下岗问题会暴露出来。

　　但是系统性的经济金融风险仍然可控。我们的体制下，政府有能力保障任何重要的金融机构安全运行。同时，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增长可以化解去产能带来的下岗失业。关键是要建立相应的保障和培训机制，促进劳动力向新兴行业转移。

　　Q3：对2016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怎么看？

　　赵扬：货币政策方面，我们预计全年会有四次降准两次降息，但是降息降准不会带来GDP增速的反弹。2015年进行了很多次降息降准，可是GDP增速中除去股市的因素外，实体经济增长所对应的GDP增速下滑仍然较快。

　　以前降息降准可以带动经济，主要还是依靠刺激投资。但现在的环境下，降息降准难以刺激投资增速。房地产的库存压力大，特别是我们房地产开发大部分是在三四线城市，它们占了总开发面积接近70%。降息降准，开发商是不是还会借钱大搞房地产投资呢？如果房地产不起来的话，那么钢铁、水泥卖给谁？钢铁厂、水泥厂会不会再去投资？这时候就算把利率降低，流动性充足，但开发商不会去投资不赚钱的项目。

　　降息降准目前仍能够起到两个作用：

　　其一，降低企业的负债成本，这在当前企业负债率高企的环境下还是很重要的。

　　其二，对冲资本流出。我们法定准备金率这么高，主要是过去十几年为了对冲外汇流入。当前面临外汇流出，基础货币增速放缓的局面，因此需要降准来提高货币乘数维持一定的货币增速。这也是为什么在我看来，降准降息仍然是必要的。

　　财政政策方面，去年的财政赤字对GDP比例（赤字率）已经上升到3.5%左右。今年恐怕还要继续上升。政府在两会上可能宣布一个3%左右的赤字率，但全年最终执行的很可能会更多。以国开行为主导的准财政政策也会继续扩张。但是土地财政面临继续收缩局面，除非重新再来一轮房地产投资热潮。因此总体来看，公共预算财政虽然会扩张，但是整体财政扩张力度可能有限。

　　Q4：如何理解供给侧改革？

　　赵扬：2011年以来的经济增速下行过程中，先后出台的一些刺激总需求政策效果不明显。在2008出台四万亿刺激之后，我国经济结构出现了失衡，政府对再度出台大力度的总需求刺激政策态度谨慎。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供给角度寻求治理之道就逐步加大了社会共识。

　　从供给角度看我国宏观经济，主要问题在于效率不足：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底我国就业人员中高达30%仍从事第一产业，49%的就业人员位于农村。同时，第二和第三产业中仍存在产能过剩。

　　因此，问题不是劳动力不足，也不是供给能力不足，而是效率低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过去几年中显著下降。简单地说，2008年以来的一波投资热潮没有形成有效供给。大量投资集中于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和相关产业链，形成过剩产能和房地产库存。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是有经济效率的，但由于其公共品性质，财务效益难以体现出来，并积累了大量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债务。

　　因此，我理解供给侧改革不仅是去产能（减少无效供给），也不是增加总供给能力，而在于提高有效供给，一方面“补短板”，一方面通过改革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尤其值得关注以下几方面改革。

　　第一，弱化短期增长目标对经济决策的影响。供给改革作用于长期增长潜力，若要实现短期增长目标仍然依赖需求刺激。如果各级政府刻意追求增长目标，则不利于政策转向供给侧。

　　市场经济主体会自发追求增长：企业追求利润增长，家庭追求收入增长，个体努力的汇总最终将体现为GDP的增长。而政府设定的增长目标，势必导致各级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对市场进行干预，数量追求压倒效益追求。“改革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弱化刚性的增长目标体现更强大的政策自信。

　　第二，推进财税体系改革。财税体制规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基本关系，从根本上规定了社会的经济激励机制。供给侧改革，需要重新调动企业和市场的积极性，税制结构调整、适当降低税负，可以起到一定作用。

　　第三，进一步消除阻碍劳动力自由配置的藩篱。这方面，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大有可为。教育可能是最根本的“供给侧”因素，不仅决定着人力资本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配置，也决定着社会结构的流动性和公平性。同时，教育本身又是一种消费，直接决定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政府可以更积极地利用市场机制引导私人资本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第四，一定程度上推动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古典经济学一直将土地作为和劳动、资本相提并论的生产要素，但现代宏观经济教科书却对其讨论很少。值得开发的土地可以被看作一种特殊的资本，合理的土地流转和市场化配置也可以是供给侧改革的一个着力点。当然，这需要更完善的法治环境和产权保护制度，要避免农村土地被低价圈走、农民失地的局面。

　　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调整趋势要求供给侧改革。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最重要的结构调整就在于消费在GDP中占比上升。这意味着家庭部门为主的消费者在经济中话语权上升，企业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中微观层面上，势必要求国退民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国退民进，因为竞争激烈的消费行业属于国有企业要进一步退出的领域。技术创新，因为消费领域对产品质量、品种和服务要求更高，市场竞争将从过去的拉关系为主转向以技术创新为主。产业升级，则是消费率上升的自然结果。为此，需要在相应体制方面推进改革，以适应新的宏观格局。